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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谎红娘”不应受苛责

“说谎红娘”不应受苛责   顾骏

    最近,武汉市首次评选最美“红娘”,武昌区婚姻登记员熊玲等多人获得金奖,但由此却引发舆论争议。原因不是熊玲成绩不佳业绩不够,而是因为“越权干预离婚”,被认为“渎职”。据估计,9年来,熊玲以“打印机坏了”、“网络故障”等善意的谎言,挽救了500余对濒临破裂的婚姻。

    近年来,中国离婚率不断走高,尤其是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80后进入婚嫁年龄之后,闪婚闪离的现象几成常态。大约5年前,笔者曾受一家婚纱摄影公司之邀,为年轻客户做“幸福家庭”讲座,不是商业性,而是“社会责任型”的,因为据说“一些80后已经第三次来拍摄结婚照了”。

    中国离婚率高企除了各种社会成因之外,还有一个纯粹的技术原因,那就是离婚太容易:只要各种文件齐全,立马就可以办下来,速度之快据说已达“世界前列”。当然,如果没有夫妻不和,离婚再便捷,家庭也未必就会解体,但过于便捷肯定会让一时冲动的夫妻后悔不已。平时看得多了,在为他们惋惜的同时,想出一些招数,“善意的谎言”因此成为红娘们多余但却又有效的手段。

    婚姻登记员熊玲等人的做法,不但深受“宁拆百座庙,不毁一桩婚”的传统价值观影响,而且也有“只要目的正当,手段可以存而不论”的传统行政观念因素。确实,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,个人决策往往是在情绪冲动之下做出的,如果能让当事人冷静一段时间,好多事情或许就不会发生。所以,一些国家都规定离婚需要有一定的等候时间,让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的情感因素来修补婚姻的裂痕,实践证明还真的管用。

    然而,如此科学有效、简单易行的环节却缺席中国的离婚程序,婚姻登记员看着夫妻们为些许琐事劳燕分飞,慈悲心一起,径自越俎代庖,用“善意的谎言”自行设置了一个“离婚犹豫期”,初衷和效果都是好的,做法却有待商榷。诚如批评者所言,公务员不能任意扩大自身职责范围,法律没有授权他们“调处离婚”,内心有再多的惋惜,婚姻登记员也不能用 “善意的谎言”来维护家庭婚姻。何况,不少地方民政局内部也设有类似婚姻调解员的社工岗位,仅从专业的角度,他们似乎也应该做得更好。

    当批评者好像绝对占理的时候,问题往往也随之出现了:既然承认“离婚犹豫期”简便有效,那为什么不从制度上确定下来,让红娘们不用瞎操心?既然已经有了社工,为什么红娘们的善意谎言还能屡屡奏效?是社工们工作不力,人手不够,还是方法不行?红娘们的善意谎言从技术上说,是否有不可替代之处?

    心理学最微妙的地方在于它本质上是一套方法,而且最好用在对象没有防备的场合。在失和的夫妻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,如果规定必须经过社工调解,当事人容易生出逆反之心:“两口子的事,凭什么一定要你插一脚? ”调解尚未开始,心中已筑起高高的壁垒,随后的工作还怎么做?现在红娘们不在其位,却谋其政,无声无息地把未经法律授权的“犹豫期”适用于当事人,没有搅动他们内心情绪,却给其足够的时间去确认到底是否值得离婚。这种不惊动当事人的工作方法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方法,较之脸上写明“心理咨询”的社工们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。

    如果此说不谬,那么现在的问题显然又成了“为什么不让婚姻登记员多承担一些职责”。既然效果不比专业社工差,还几乎没有成本,为什么不让两个岗位合二为一?至少,让红娘们兼职社工,不也符合政府为民服务追求高效的宗旨吗?

    所以,真正的问题就不是红娘们有否渎职,而是如何健全和完善制度,更好地发挥作用,让“善意的谎言”隐蔽但又规范地运行,不要成为某些人办事拖延甚至借拖延寻租的幌子。总之一句话,对基层工作者的种种创新,不妨多想想其中的民众需求和管理漏洞,而不要既对制度无能为力,同时又死守规则,不管民众的合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,如此思维难免会被看成典型的“木头人”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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